台湾产业需要高瞻远瞩的决策

台湾产业需要高瞻远瞩的决策

2026-02-02 社论

对台湾的产业讨论，长期停留在一种自我催眠的语言中：半导体产业是否仍领先、AI晶片需求会不会下滑、海外设厂是不是必要之恶？这些看似务实的问题，其实是某种逃避，我们已不再正面回答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台湾正在流失的，不只是某些产业的优势，而是决定自己未来走向的主导权。

危机并非来自单一产业的成败，而是整个体系是否还有能力修正错误路线。当政府反应迟钝、能源政策摇摆、人才结构断裂、资本配置错位同时发生，即便有先进的技术、再有效率的企业，都只会被嵌入他国的产业蓝图，成为别人战略的一部分，而非台湾自己的未来。
 
 
第一个明确警讯，来自全球AI竞赛的结构性转向。竞争已不是模型规模与参数数量的展示，而是进入「谁能最快把AI写进制度、基础设施与产业流程」的挑战。价值核心正从硬体制造，移向系统架构、治理规则与实体场景的控制权，真正的胜负，发生在看不见的制度层。
 
 
台湾产业最大的障碍是被锁定在硬体供应端。一旦无法参与AI系统设计与制度制定，毛利率与议价能力的流失将是结构性、不可逆的。
 
 
更深层风险是半导体产业外移的「质变」。海外设厂不只是风险分散，而是地缘政治与他国产业政策主导下的重组。该警惕的不是产能数字，而是研发方向、量产节点与供应链调度权，是否即将逐渐移出台湾。一旦决策权不再以台湾为中心，即便制程仍然领先，台湾也只会从产业中枢退化为高阶代工基地，角色被定型后，几乎没有回头路。
 
 
中国大陆科技产业升级，对台湾形成长期、持续的结构挤压。在人工智慧、电动车、绿色能源、航空航天、晶片制造与通讯设备等领域，正在快速改写全球市场的价格结构与竞争门槛。
 
 
对台湾而言，这并不是一次竞争失利，而是获利结构被削薄、投资能力被逐步抽干的过程。更残酷的是，中国市场本身高度内卷，有市占不再等于有现金流，帐面成长，掩盖的是利润系统性消失。
 
 
被严重低估、却最致命的其实是能源。 AI资料中心、先进制程与高阶制造的用电密度，早已突破过往产业经验。在国际投资决策中，电力稳定性、碳排强度与政策可预期性，已是明确的必要条件。一旦台湾被贴上「技术可行，但能源不稳」的标签，后果不是产业慢慢外移，而是直接被排除在国际投资名单之外，甚至连谈判的资格都不存在。
 
 
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，将制度成本永久内生为企业的固定负担。欧盟碳边境关税调整、全球最低税负制、资安与资料规范已成新常态。若没有集体化、平台化的制度支援，中小企业将率先倒下，产业空洞化从底层开始蔓延。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结构的隐性断裂。台湾最短缺的并不是顶尖研究，而是能横跨研发、量产与系统整合的中高阶工程人才。
 
 
最后，资本市场的角色错置，正在放大所有风险。长周期、慢回收的产业投资，无法与偏好短期绩效与不动产配置的金融资本结构对接，结果是技术虽留在台湾，成长动能却被迫外流。
 
 
问题不在于不知道风险，而在于没有人愿意为整体结果负责。行政院若仍自限于会议召集，而非路线裁决者，跨AI、能源、人才的结构问题，注定各自为政；国发会若继续退化为计画汇整单位，拿不出国家发展愿景、长期投资路线与制度工具，其存在价值恐将被质疑；经济部若无法回答哪些高用电、高附加价值产业仍应留在台湾，能源政策等同对投资发出撤退讯号；金管会若仍只自居风险管制者，而非资本结构设计者，金融与资本市场将继续拖累产业升级。
 
 
即将跨过一个不可逆的临界点，未来的问题不是台湾还剩下什么优势，而是我们是否早已失去替自己未来做选择的资格。